ESSAY · 1997

一個借用土性和土理,喻解人生的陶藝家——林振龍

《陶藝》雜誌第 14 期,1997 年

林振龍於十八歲開始研習陶藝,師事陶藝名師林葆家,二十四歲創設「瓷揚窯」,致力於推廣精緻書畫陶瓷。經過十五年的踏實經營,「瓷揚窯」這個當初也算是「另類」的陶藝工作室,已在台灣的陶藝界累積了相當的聲名了。對於只能偶而從媒體報導中窺知「瓷揚窯」內涵的好藝民眾來說,隱設於土城山區的「瓷揚窯」聽來總有幾分神秘色彩;然而對許多台北地區的畫家而言,這裡卻一直是個來去極自在自如,既可休閒交友有能創作揮灑的開放空間。

多年來,在瓷揚窯出入創作的畫家從學院名師到初出道的新秀都有,可說已是不計其數了。林振龍熱誠地接待每一個到場的畫家,親自為他們製坯配釉,毫無保留地提供他們進行另類揮灑所需的技術協助和設備服務。忠厚熱誠的個性,使藝術家很容易和他成了熟友。

在土坯上作畫的挑戰,也使不少藝術家反而迷上了陶畫創作:許多在此產生的陶畫佳作,由於兼具器物與書畫之美,從瓷揚窯創設之初即成為藝市流通與公私收藏的標的物。就實務面來看,林振龍可說因眼光獨到而開創了一個特殊的藝術產業;不過事實卻又顯示,他並未汲汲於把這個產業推展成一種利得性的事業。究其原因是林振龍本人雖是以「技術」起家,但他心裡真正追求看重的卻是「藝術」,;他的人生目標主要是在做一個傑出的「藝術家」,而不是「事業家」。

從創設瓷揚窯的第三年起,他已開始不斷地對外發表自己的作品,自八九年起除連年舉行個展,公開展示不同階段的創作成果外,同時也搭配出版了數本昭示其創作觀念的書冊。這些在在顯示了除持續扮演「瓷揚窯主人」這個類似公益性的角色外,林振龍本人更有心踏上專業創作之路。

林振龍雖未接受過學院美育的正規訓練,但由於十餘年來到瓷揚窯創作的畫家人數很多,而且各有特色,比起有志於學習創作的科班學生們,他到有更多觀摩學習和吸收的機會。話雖如此,我們卻又發現這些或師或友藝家的影響如果有之,殆也只是精神層面而不是風格上的,因為在林振龍自己的作品中,我們實在很難找出多少師承或模仿的線索。其中原因並不難尋,蓋林振龍雖是書畫陶瓷的主力推廣者,他自己的創作則堅持在近屬於立體造型的陶藝路線。看來,他最鍾情的造型和表現材料還是泥土,而他最精擅也最能發揮的就是通過泥土來發抒胸中的各種藝術意念。

由於和畫家的交往多過了同業的陶藝家,他的陶藝作品免不了傾向一種「畫意」的表現,但因他的造型工作和圖像語言主要仍是透過土漿和雙手,而不是借助顏料和畫筆來完成,其中的質感和意趣已不是「陶瓷畫」一詞所能盡述的了。就獨尊泥土這一點而言,我們還會發現,雖然用釉發色是他的本業專技,但他對釉色的施用卻一直相當節制,許多作品即使上釉也常是以較沉穩含蓄的「土色系」為之。一方面這似乎因為他寧願在作品中保留更多泥土的原質原味,也可以說反映了他對質樸美的偏好;另一方面,這似乎也和他想要表現的內容,以及他所用的語言機制緊密相關。這是觀賞林振龍作品時,我們很快就應察覺出來的。

在創作過程中,林振龍除了運用泥土來開發各種美感造型之外,更大的企圖則是要把泥土充分發揮成一種思想記錄和意念書寫的活性媒介。或許是受到當代藝術入世與警世思潮的影響,他很努力的將生活中的見聞和觀感融入創作,試圖把捏土塑泥的造型活動同時具現一種言志與論事的實踐方式。也因如此,他的陶藝作品已明顯地超越了所謂「純美兼實用」的審美訴求,一再地指向可以引導更多人文想像或啟發弦外思想的另一層觀賞意義。對林振龍而言,這所謂的「另一層意義」似乎是偏向「人心教化」和「醒世作用」的。事實上,他之所以在作品中大量地藉用泥土來架設內容和進行比喻,可以說即是為了強化這層意義和目的吧。

照理說,泥土本身原只是一種中性的物料,但林振龍不但喜歡把土直接當成「喻體」來應用,甚至有心從泥土中建構出一套兼須用視覺與觸覺來解讀的寓言系列。基於與泥土多年相處所衍生的深刻情感,他在作品中除了不斷試用「土性」來詮釋社會現象或比擬國情世勢。從其八九年首次個展的「燒陶燒心」系列,九○年的「擁抱我土」系列,九二年的「癒合系列」與「壺外之音系列」,依職到九三年的「再生」系列等等,一再地顯現,出自他手底那些形制儉樸卻充滿象徵語言的陶藝作品,其實都可視為呼應了台灣當代社會脈動的一種寓言物件;面對這些兼顯個性與言說意味的作品,我們好像進入了針對人性與世情的一種討論情境;在細嚼每一件作品之後,我們總會逐漸地從這些土器中感受出,作者實際捏藏了他對於種種人文議題的有關註解。

幾年前,我曾就林振龍的創作發展過程和作品風格表現指出,精神上他好像對於民初水墨名家齊白石特有共鳴。齊白石是木匠出身,基於工藝訓練的背景,他對素材的掌握和技法的發展應用,總讓人覺得既精道又自律,對於形式與內容的結合,也能夠避開當時主流的嚴肅氣或傳統文人的酸腐氣,而自創一種富於常民色彩與白話語趣的藝術類型。林振龍從製陶工藝跨向純粹創作時,他的美學意念和採用的語言機制也常常顯現出這種常民化與白話符號的傾向。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中經常流露的勸世與淑世情感,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民國初年利用簡筆水墨搭配白話詩文,試圖用藝術來啟喻俗眾的漫畫名家豐子愷。

簡而言之,就形式研創而言,林振龍雖然一直以開放的心態呼應著當代美學的活潑多元與個性化,但從內容意旨來看,他所熱衷的並不是恣意無拘的個人表現,古人「藝以載道」的說法看來也正是他所服膺的。自八○年代起,許多台灣新生代藝術家試圖透過作品來進行意見論述,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採取意興上比較激烈駭俗的批判和諷刺手法;夾在這道時潮中,林振龍的作品偏長的卻是一種「苦口婆心」的語趣,這種特色或許也是和他溫厚不燥的個性有關吧?

總的看來,林振龍的陶藝創作是以真實的泥土作為創作的苗床,以真實的生活情感作為語言的種子,以道地的手藝作為支架,從多元活潑的當代美學中吸收觀念的養分,他選定在人性與世情的阡陌中耕耘,至今已結放了不少樸素清香的花果。站在造形藝術的觀點,他的陶藝作品間或滲入了過多的敘述性言語,可貴的是他卻未因之而流於虛飾花巧或媚俗嘩眾的風格,而能一貫地維繫在真情流露的藝術原點之上。對於形式風格的變巧,他是開放敏銳而不顧保守自限的,對於藝術應該具有「明人倫,助教化」的濟世功能與淑世理想,他卻有所堅持和執著。作為一個不斷追求創作成長的陶藝家,他能夠跳脫徒見匠巧的器物製作,也不沉溺於材料或形式語言的純然搬弄,真正傾心於審美的沃土中蓄養溫實的人文思維,這點也正是他能夠在群英薈萃的陶藝界中閒然立足的主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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